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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教育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教授市场的全球化，商学院要招聘优秀教授时，我们面临的竞争已经不是地方市场，不单是北大和清华竞争，北大和复旦、中欧竞争。我们要和哈佛竞争，和斯坦福竞争，教授的市场完全是全球化的。越是高档次的人才，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支付的工资要和国外的商学院有可比性。但我们现在付不起全球化的工资，与国际的商学院差距还很大，难以吸引最好的教授。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在全球竞争中可能就会输掉。

　　第二个方面是学生市场的全球化。过去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就去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读书，而现在不是这样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可以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去读书，而不一定只选择中国的学校，MBA学员尤其如此。即使学生不出国，也可以读外国大学的学位，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学院来中国办学，在中国设立招生办事处、从事推广活动的商学院更多。我们不能再认为只要我们是中国好的商学院，总是有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会失去中国的本土市场。

　　第三个方面是学术成果的全球化。过去我们满足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只要是国内优秀的学者写的文章，就有读者，就有市场。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比如说，这几年中国商界人士读的书，受欢迎的，没有几本是中国学者写的，大多是外国人写的翻译本，甚至假冒的外国书都进入排行榜。这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过去国外的一本新书出版之后，大部分国人在很长时间不知道，如《基业长青》到很多年后才翻译过来。而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可能三个月后中文版就出来了，有些书甚至与英文版同时出版。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老师和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时间差没有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能老师还不知道，学生就读到了。这使得当老师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第四个方面是教育经费来源的全球化。在美国，社会捐款是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钱人越来越多，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向大学捐款。但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企业如果捐款的话一定捐给中国的大学。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读书的时候，他们更可能向国外的大学而不是中国的大学捐款，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好，大量的中国捐款就可能跑到外国的教育机构。我知道伦敦经济学院去年收到一笔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捐款，捐款人就是中国大陆人。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MBA申请者中，20岁出头到25岁左右的美国人已从2400万降至1900万。但批驳人士还指出一个更深层的痼疾：MBA课程不合乎雇主的须要;教师们对艰涩难懂的研讨比对实际贸易运作更感兴致。加上其它情势的商业教导，破费也只有MBA课程的一个零头。

　　“商学院正在使本人分歧时宜，”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教授沃伦·贝内斯(Warren Bennis)和吉姆·奥图尔(Jim O’Toole)在最近一期《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写道。

　　呐喊商学院改造的还不止是他们。长期以来，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斯坦福商学院(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等人就始终在批评美国的管理学教育。近多少个月，一些威望人士也参加了批评者的行列，其中包括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Business School)院长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Jeffrey Gar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