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是没有商科的。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的商学院以及管理学科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如今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每年毕业的MBA学生数以万计，学术成果铺天盖地，学科排名节节攀升。
近日，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管理学者陈方若在许多场合畅谈他对商学院的改革思路，他关于“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首先，◣需求端◥信号发送不够强烈。我国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尚未形成对理论供给的依赖传统。如前所述，我国管理学科相比其他学科是年轻的，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从未形成全方位的有力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草根出身，在不甚规范的市场体制里摸爬滚打，从夹缝中顽强长出来的；而国有企业行政色彩始终很浓，似乎都对管理理论和思想缺乏需求。
其次，◣供给◥的基础并非扎根于需求。我国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不是从本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一开始就引入西方管理理念和思想。西方的管理学尽管有其很强的科学性，并在西方经过了比较严格的实践检验，但是毕竟没有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改进。
学界也常说“顶天立地”，希望学者的研究既在理论上领先，又在现实中有应用价值。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数千年的封建体制里艰难地生成起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化进程依然步履艰难，传统意识从观念到做法还有相当市场，管理实践中需要面对许多东西方文化和理念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年学者们所研究和教授的却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经济管理理论；而且这些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欧美的天难以覆盖中国的地”，那种顶西方的天立中国之地的美好愿望依然只是一种愿望。
最后，◣政府干预◥人为地进一步减弱了供给对需求的响应。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来自政府的教育经费和研究经费大增。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也因此出现了我国管理学科乃至整个科研体系的“人造需求”这个“需求”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大量纵向教育资源往往是根据各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在学科排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论文排名）的地位等指标加以配置的，而不是根据他们培养人才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他们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来配置的。这就导致商学院，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逐渐向着国际化排名的方向，而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方向而演变。
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商学院向更加重视管理实践转型，即便对于大多数欧美商学院来讲，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据陈方若教授介绍，他上任之前就此曾与几位欧美顶级商学院院长交流过。他们都认为，管理学者的关注点离管理实践越来越远，是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他们都深感忧虑，却又表示无能为力。因为目前商学院的现状，是内无动力，外无压力。
商学院的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考核引领，平台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
考核引领
考核引领，就是牢牢抓住考核这个指挥棒。由于片面理解国际化，把国际化当作外国化或者欧美化，各类考核指标不断向海外看齐。
如今要将国内的管理供给引向管理需求，在供求渠道还不甚畅通的环境下，考核体系的引导依然是十分关键的。
需要把对商学院以及管理学科的学者们的考核激励指标，从唯论文纯学术的单维度指标中解放出来，实行从理论到应用的“全光谱贡献”考核；让更多学者能够关注于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理论；让更多学者致力于把理论成果应用于管理实践。
一个优秀的商学院不仅应该得到学界同行的推崇，也需要得到业界乃至政府的认同，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包括政府对行业的规划管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平台推进
平台推进，是通过搭建和完善一些列联系供求的平台，促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学术界的平台大致有三类：基金、杂志和学会。
国家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是影响力最大的平台。能否获得高层次的基金项目如重大、重点、杰青等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学者的身份和地位，与我国古代的举人进士的标签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高层次基金评审越来越强调国际化，强调重视海外学者的意见，这对于加强那些具有全球范围内共性的管理问题或许是有利的，但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则未必有利。最近风向有所转变，高层强调“需求牵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这种牵引不仅要针对重大项目，还要全面铺开；不仅在目标上要需求导向，在成果方面也需要提升需求权重，依然任重道远。
学术杂志也是重要的引导平台。我国管理学科的供求失衡，与近年来过于推崇国外学术杂志而忽视国内学术杂志有很大关系。国外的学术水平是很高，可是经济管理却是本土化成分很强的，尤其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都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于强调国际化标准，会造成许多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学会是学者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对于学者的价值趋向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一些学会已经开始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各自在开展非常可喜的探索。如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成立了“管理实践与应用分会”，设立了“优秀应用成果奖”，都是可喜的探索。
除了上述这几类平台之外，一些大学和商学院自身也在积极行动，搭建连接学界与业界的平台。如上海交通大学搭建的行业研究院，就试图联合业界，营造“纵横交错”的学术氛围，形成实践、学术和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
重点突破
重点突破，是为这种转型探索机制，打造样板。哪些细分领域具备率先探索的条件？怎样的学校和商学院适合并愿意去试水？是鼓励那些在理论上很有造诣的学者将他们的成果应用于实践，还是培育应用型学者和团队作为“二传手”，把理论成果“孵化”成为应用成果？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探索中找到答案，形成突破；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推进我国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对接，并不是不再重视管理理论包括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是正本清源，让管理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到中国的管理实践中，使中国的管理理论真正的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是避免以运动的方式推进这一转型，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五十年前，欧美商学院的商科研究很接地气；可是该学科不断受到其他学科对其“科学性”的质疑。于是在各方面的推动下，管理学研究开始持续加强其科学性，运用大量模型和计量的方法，逐渐演变成今天“穷理”意义大于“务实”的局面。
今天，我们要促进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既不能坐等欧美商学院率先转型，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也不能过于急躁，盲目推进。在现阶段需要认清方向，形成共识，积极探索；同时还要激发企业端的响应，让日益丰富的管理实践来引导管理理论，使我国商科理论和商学院的发展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
作者：
陈宏民，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产业组织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系统管理学报》杂志主编，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
陈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产业组织理论、技术管理与创新、平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上海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项目等重要课题多项，多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奖项和荣誉。
陈教授目前为交大安泰MBA讲授《管理经济学》、《平台经济学》等多门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