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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思维模式，首先我们需要能够进行更好的定位，尤其是在学生方面，我们认为是学生在塑造着二十一世纪，对于这种嵌入式的，主要指的是两点，包括在区域上的大的研究活动，我们需要研究金融机构是如何在中国演进的，如何在印度演进的，如何在俄罗斯和拉美演进的，我们还要很好的了解我们所处的国家现场的情况和当地的环境，因为是由他们决定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对于政府和企业要进行非学会的教育，因为如今其实在进行教学，包括在采取决策的时候要很好的了解政府和企业界非学位的教育。另外我们还有标签性的本地学位教育，从而符合本地的市场需求，而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模式直接导入他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做的仅仅是把MBA的模式移植到中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无法汲取经验，你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像杜克这样的大学是如何给中国带来价值，我们如何给中国的市民和公民带来价值，我们能够说在中国的本地的学位和我们这里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同点。

　　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来到这里，你对于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一下。另外我们的师资要在本地进行发展和成长，我们还要在本地有一个合作伙伴，我们也需要这个合作伙伴的帮助，对于在中国进行商学院的运作，我们必须要可以和中国本地的商学院展开合作。你如果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对的话，有可能创造很好的条件，我们要看到右边的部分，除了要创造这种很好的融入性，还要将世界各地不同的融入和内嵌性连接起来，首先你需要全球化的课程，你需要两个校区的学生和师资进行互动，通过课程把不同的区域连接起来，其次你需要进行跨区域的比较性的研究，如果研究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话，你需要研究印度、中东和俄罗斯的企业家活动，需要以比较的视角去比较全球区域内不同企业家的活动，同时对于一些关键的问题要进行跨区域对比的研究，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开诚布公的语境，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邀请来自中国的监管者、商人和学者与同行进行沟通，包括和来自巴西的同行进行沟通，就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开放式的沟通语域，如果创造了这样的语域就会处于竞争的前沿，但是目前并没有这样开放的语域。其次，你需要师资和学生在全球持续进行互动。第五点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很好的技术平台，使以上这些因素都可以应运而生，我们的观点就是必须要谦逊的融入进去，必须把我们这种谦逊的融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互联，但是目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时，对于我们富卡院长最多有两个任期，我自己在第二个任期仅仅有七年，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能够实现以上的愿景。

　　另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和其他的这些学校共同进行联络以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如何与其他的学校开展联络。说到我们和其他结构的联络，其实主要是六个方面，首先是双学位，我们和相关的法学院、医学院、环境学院、工程学院都会开展这样的双学位，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学期，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到双学位的课程，包括他们在国外也在开展学习。比如说UIE学校，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商学院，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公共政策方面的学位。另外，我们对于一些重要的课题也应该有全球的融入，比如说亚马逊，其实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其实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同时应该说也是生物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公司的研究课题都是多学科的，同时我们在开展项目的同时也有其他学院的参加。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比如说我们要到昆山开展研究的话，我们其他的学院也要来昆山，如果我们要到阿富达比开展研究，其他的学院也会携手一起去昆山共同研究。

　　我们也需要在整个地区开展实验性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外交方面的学院也会参加我们，比如我们和英国的德汉姆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比如说德汉姆的学校和师资也会和我们进行交流。其实每个学院都是有自己重点的课程，我们的重点课程也可以进行相互交流。

　　那么对于学院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和全球的联络过程当中需要关注五个事项，首先就是可持续的能源模式，第二就是持续的公共健康，第三我们要考虑如何能够更好的开展教育流程，第四个方面希望我们的学院能够更多的具备自己的软实力，只有通过软实力，我们才能真正进行可持续的发展。第五点我们希望培养这些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培养他们的社会职责，与此同时一些经典的课程也希望他们可以了解。所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考虑这5个不同的重点问题，当然，考虑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其实对于杜克大学，我们非常关注这种方法，除了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对于我们多数的师资来说，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原则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可能特别难以实现，因为对于我来说，可能在中国需要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还要到阿部达比去，还要到葡萄牙去，还要学习葡萄牙语，这样对于我来说太累了，没有兴趣了，目标看起来也比较抽象，另外对于我们的金融教授来说，可能只想教金融课程，不想跨学科。这样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课程，更多的跨学科，对于我们的师资提出了挑战，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对于我们的员工，对于我们的师资来说，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变得越来越不合格，很多情况下美国的教授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可能到中国来教授，可能就是资质不够了，因为我们的教授可能对于文化、语言、整个结构的了解都不够，而且也不了解合作伙伴的情况，所以对于很多师资来说，如果自己不进行不断的调整，他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就一无所知了，他们自以为自己都知道，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资质已经越来越落后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商学院成功了，有些商学院失败了，其实很多原因都是非常微妙的。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对于我们来说，在向我们的政府提交规划的时候，在当时的三十年代白皮书当中讲到，必须要让我们的学生具备基督教的理念，你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年代时有关基督教的使命，如果我们到阿布达比，如果到阿拉伯，我们无法实现这样的宗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宗教的学生教授不同的课程?所以当时也是给我写了信，当时可能觉得如果我们向不同的宗教来教授基督教的话可能是非常“邪恶”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进行了调整。毫无疑问，很多人其实应该知道有这样的问题，还有无论是对于商学院还是对于我们的理工学院其实都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法学院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如果我们到印度教课的话我们必须知晓这些差异，我也希望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对于文化差异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然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很多目标看起来非常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多的给他们看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比如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给他们看更多具体的东西，让他们了解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才能获得双赢。另外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员工和师资提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你可能需要放弃自己的专业，但是我会给你做更有意思的工作，这样就会让他们感觉并不是负担了。还有一些师资相关的资历和资质不够，但这没有关系，很多细节每个人都没有做过，有可能你不称职，但是其他的人也不一定做好，所以这也是你学习的机会，我们大家都非常聪明的，虽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我们需要经常挑战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此同时，我们很多想法其实还是不够全球化的，其实我们认为某一件事情是正确的，但其实只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某个历史范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就不一定，所以我们的固定思维方式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学习。

　　最后，对于学院来说，必须要不断的推进，不能放弃，因为我们要承担责任加快我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