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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比如伦敦、哈佛、斯坦福等等学校的商学院，是许多人步入商界的必经之路。但这听上去很高端洋气的商学院，并不是现代经济的产物，我们有个春秋战国的老祖宗白圭早玩过了。

　　白圭这个名字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挺陌生，但他做的一个工程项目你肯定知道：象棋中的‘楚河汉界’，现实中的人工运河‘鸿沟’，就是他挖出来的。现在的鸿沟意味着‘我实在跟你没话说’，但当时的鸿沟，起到的却是沟通联结的重大作用。

　　他和他崇拜的前辈范蠡一样，一开始是吃公家饭的。白圭在魏国做相国，魏国的帝都大梁因为是中原腹地，又靠近黄河，经常被水淹。白圭就站出来说：你们都知道大禹治水多有能耐吧?在下不才，就刚好比他再厉害一点，我认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搞定这些小东西就好了。

　　你以为他果然天真地去堵蚁穴了吗?可能吧……但他一出手就停不下来，干脆给黄河开了个口子，引黄河水南下到大梁西面的大湖中，当作自己国家的蓄水池子，再挖了条小道给大梁供水。这样一来，本来连船都没有几条的魏国，马上变身成当时全宇宙航运最发达的地区，东南西北随便走货，贸易、农业都涨势惊人。

　　靠挖土而闻名天下的，恐怕只有大梁了吧，而且魏国的国王也沾了他的光，被尊称为‘梁惠王’。这样一个盘活全局的战略工程，如果没有超出时代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谁敢做?

　　在官场上混得越久，白圭发现魏国政治腐败，君王不仅陷在面子工程里面不可自拔，还听信谗言打压良臣，于是他离开魏国，游历中山国、齐国，结果发现它们都和魏国差不多德性，于是又去了秦国。商鞅在秦国风光正盛，提出‘重农抑商’政策，白圭更不爽了，在他看来，‘一个商人，并不比相国、将军，还有推行变法的商鞅你要来得低贱。’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后世被统治者广为推崇，于是商人在社会上一直都饱受冷眼，哪怕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这种想法仍然披上民主的外衣、植根在我们的观念中，不然哪来的‘仇富’心理，为什么老有人觉得商人赚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呢?

　　白圭在那个时代就能有‘商人并不卑贱’的看法，并且提出应该实行‘二十取一’也就是5%的赋税，认为赋税太重会影响市场创新和活力——这样超前的认知，说他是从文明程度特别高的未来世界穿越回去的都有可能。

　　明知商人的前途黑暗，白圭还是毫不犹豫地弃官从商了。白圭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别的商人都做利润高的珠宝生意，白圭偏要做看上去小家子气的粮食布匹生意;别的商人总是抓紧机会抬高物价，白圭偏要薄利多销——他这是二次青春期了吗?为什么这样不走寻常路?

　　别忘了，白圭是连挖个沟都考虑到全国城市规划的人，如果把生意仅仅当成是一门营生，那对他来说太没有挑战了。做小生意，是因为这些商品关乎民生;压低价格，是因为当时的百姓手上都没几个小钱。而且这样一来，虽然利润低了，但商品流通更快、销售量更大，一样能赚钱。

　　这只是他的小试牛刀，白圭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充当了当时市面上那只‘看得见的手’，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做了政府该做的事情，给了商鞅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谷物丰收时，市场供大于求，白圭就大量收进，农民得了钱，生活相对宽裕些，就能添置一些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当收成不好，或者季节交替、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白圭就会把储存的粮食卖出，买入市场上滞销的手工产品。

　　而且，他会把优良的谷物挑选出来，专门卖给那些用来播种的农民，说‘拿来吃的谷子可以不那么讲究，但用来播种的谷物一定要好，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

　　谷物的定价也很有讲究。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白圭深谙自然变化的规律，发现好年和荒年会以12年为一个周期，每3年会有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大旱就是大涝，于是白圭就会未雨绸缪，决定要囤多少粮食、给粮食定多少价格合适。

　　如此贴心的商家，忍不住手动给他点赞!白圭在经商时，坚持的就是这样的‘仁术’：人家不要的，我先收着;人家要的，我想办法弄来给人家。这当然不是像冤大头一样自己贴钱来做生意，而是凭借近乎毒辣的市场观察眼光，才能玩得转——他是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12年每年销售额翻一倍的大牛。

　　自己能赚钱是本事，如果要把这一身本事总结出来，再传授给其他人，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白圭开设世界上第一个商学院之后，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仁术’，还要求自己的弟子要有‘智勇仁强’的商业追求，也就是现在商学院说的价值观。

　　最基础的是‘智勇’，要能瞅准机会、随机应变，还要有能决断和承担后果的勇气。生意做大了，还要兼顾‘仁强’。这里的‘仁’，竟然和冯叔曾经在《金星秀》上描述的如出一辙：如果你非要和别人揪这一点利润，那可能就没下次的合作了;而如果你肯退一步，那么从长远看，绝对是赢家。最后的‘强’，也正是冯叔两个好朋友所具备的品质：有极强的自律能力。

　　或许，失败的人都各有各的借口，而成功的人总有相似的品质;而且，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人，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总能成为人群中出类拔萃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