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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购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国家为什么在这个发展新阶段提出全面创新?全面创新过程中要突破哪些瓶颈?而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高校特别是商学院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近日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

　　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

　　Q1：对于日前“十三五”规划出台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您怎么看?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发展新阶段提出全面创新以及创新系统发展?

　　魏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出口驱动、投资驱动，再到现在的创新驱动，其发展历程是从制度创新、制造创新、技术创新到现在的全面创新的长期演变过程。

　　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要素驱动还是投资驱动，无论是投资、出口还是内需这三驾马车，都是以需求侧重某一要素的创新为驱动力的。这种发展模式目前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单靠制度、技术或者生态某一个方面的驱动力已经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全新挑战了。

　　中国经济市场驱动的几个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来自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创新，也是农村劳动力所有权和成果分配权的创新，比如，农民“交足国家的，留下来的就是自己的”，它改变的就是农民的产出成果分配权、劳动力所有权，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推动了农村三十多年的发展。

　　早期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借鉴农村改革，推行承包制，也是分配权的改革，正是这样的改革，使得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那个阶段属于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其中内在原因发挥了市场机制(那时候叫商品经济)的作用，正是商品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激发了内需，让我们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探索出了需求导向的。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早期是真正的内需驱动。我们要反省的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早期我们可以内需驱动，而到现在内需却驱动不起来?

　　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出口，也就是开放，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这个驱动力就国际化了，但这还是市场驱动。从概念来讲，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市场这条主线一直没有动过，始终是市场驱动，那么市场驱动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这个动力来自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内在需求，因为在九十年代之后，我们的内部生产从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使得我们的产品持续过剩，因此就找到国外市场。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成本是低成本和要素成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出口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