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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与其小心翼翼地呵护经济增长的下限，不如反思我们对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副作用的容忍度的下限。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尤其如此。

　　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一剂猛药

　　中国2014年的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重要参照。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应该意识到，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三十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且是在政府引领下的增长，我们不用问这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个经济体一定有高度的不平衡结构，大量的腐败，以及无法容忍的环境污染。

　　在人类历史里，经济增长实际是个新鲜事儿，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人均GDP在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实质增长。经济体的规模完全由人口的多少来决定。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高科技革命带来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但平均速度也在每年3%左右。10%的经济增长是奇迹，只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地区发生过：比如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所有这些高速增长的例子里，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平衡结构、腐败和环境污染。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一剂猛药，必然有它的的副作用。

　　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的经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政府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这两点都决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作用在中国体现出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实际和所有这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的某些时段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出口和国际市场的依赖，高储蓄低消费，制造业发达服务业落后，等等。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实际采取了一个同样的发展模式。我们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从绝对值上看是发展，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只是和发达经济体的靠拢。这种靠拢的原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全球化。我们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开放很难想像改革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功业绩。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大致限于资本、技术和管理，而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小很多，穷国要向富国靠拢只能靠制造而不是服务。发展的速度越快，制造业就越相对发达，服务业就越相对薄弱，经济从独立的角度看就越不平衡。 高速发展需要资本，所以超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或是非常低的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