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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有媒体梳理称，在不止一个去产能行业，各地方设定的行业去产能目标之和已经超过了中央拟定的全国去产能目标。以钢铁产业为例，2月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将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此后，占全国钢铁总产能约27%的河北省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内淘汰1亿吨产能。江苏则提出，到2018年底，压减钢铁产能1255万吨。加上贵州、辽宁等省份，各地方之和已经超过1亿~1.5亿吨的全国目标。

　　BiMBA黄益平　　

    财新记者了解到，制订全国去产能时间表时，原本希望用3年，而非5年时间完成当前宣布的，或更高的去产能目标，但是在中央政府并未提供较大规模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于自己的负担考量反弹，最后拟定的目标有所下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看来，当前公布的全国去产能计划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对解决当前的结构性问题帮助不大。

　　财新智库莫尼塔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亦对财新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沈明高进一步表示，这轮去产能力度大不如前，政府说了会做的不见得够，要做的又没有说。

　　而在全国目标“尘埃落定”后，各地方政府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在全国目标制订时“据理力争”，但在宣布各自压减目标时“慷慨大方”?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与各地都想争取更多的来自中央的安置资金和政策优惠有关，各地的官员也想借此比拼政绩。

　　黄益平对财新记者表示，当前的去产能政策强调让别的企业来兼并收购僵尸企业，而不是破产清盘，相当于把安置失业工人和处置不良资产的责任推给了其它企业和银行。去产能，最后就落到两个字：人、钱，即钱从哪来、人往哪去?在这两个方面，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责任，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真正的市场机制，一切向钱看。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看来，当前中央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够。他对财新记者表示，一有问题，中央往往让地方解决。比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应该由中央财政掏钱救灾，但最终北京对口支援什邡，上海对口支援汶川，责任推给地方。“中央财政应该更多发挥作用。”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3月31日发布的报告《从国际经验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聚焦去产能中的坏账处置与员工安置问题》中，引述韩国经验表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改革曾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率一度高达8.6%，失业人数约200万人。

　　为此，韩国政府推出名为“大众工作计划”的下岗员工安置计划，资金完全由政府提供，主要通过削减政府公共开支(清退了15%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并削减公务员工资)和财政收入(中央出70%，地方出30%)支持计划落地。1998年-2000年间，该计划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分别达0.71%、1.62%、0.89%，高于韩国历史上任何社会救助。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轮国企去产能改革中，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主要通过央行注资解决，员工安置则主要通过提前内退的方式。前者在后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取得较好结果，后者则成为阻碍大型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掣肘之一。上述报告称，目前钢铁行业还有近一半为内退和退休职工。

　　“客观地说，现在的很多产能本来就是政府调控出来的。“地方政府需要消除软预算约束，究竟哪一家企业需要关闭要让市场决定。”黄益平表示，去产能本来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而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解去产能指标的做法，很难赢得市场的支持。

　　在黄益平看来，去产能是当前改革的关键，也是市场的核心关注点。大量的僵尸企业不但制约经济增长，遏制创新和产业升级，还明显阻碍其它领域的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

　　“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有人说是因为钱在资本市场空转，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钱去了僵尸企业，资金只是在维持僵尸企业的生存，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他说，“凡是国企特别是僵尸国企主导经济的地方，民营企业就很难发展，创新、创业也就更加艰难。”